彼得-保罗·维尔贝克：《事物是什么：对技术、能动性、设计的哲学反思》（2005）

事物是什么：对技术、能动性、设计的哲学反思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作者：彼得-保罗·维尔贝克（Peter-Paul Verbeek，荷兰特文特大学哲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Verbeek, P. (2005) “Introduction: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Trans. Robert P. Creas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1-12.

“事物之死”

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人工制品”（artifacts）扮演什么角色？上个世纪的技术发展使这个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工具、电器和各式各样的物品，它们在许多方面完全塑造了日常生活的进程。我们的个人交往与电话和电脑密不可分；我们的旅行与自行车、汽车、火车和飞机有关；我们的饮食与冰箱、烤箱和微波炉有关；我们的休闲活动与电视、录像和电子设备有关。甚至我们的出生、保健和死亡都依赖各种各样的医疗仪器。

这些事物（things）和人工制品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直到最近，哲学家们都不太关注这个问题。哲学家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词（words）和观念（ideas）上，而不是物质性事物。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史都喜欢永恒和不变的理念，而将物质和可改变的事物置于次要位置。

上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只是这种嫌弃物质的最新表达。自从这种转向以来，人类谈论现实（reality）的语言决定了什么可以“算作”现实。

然而，这种做法只是把事物变成了帮助我们做阐释的投影屏幕，它把物质简化为我们描述它们的词句，而没有给予它们应有的、适当的重视。

无论语言的作用有多重要，它的绝对化（absolutization）让事物和人工制品不能再被哲学地分析，只能被谈论。

不过，不只有哲学没有认识到事物及其物质性的意义，后现代工业设计也没有意识到，其产品的设计主要是作为符号（signs）而不是物质出现的，这些设计是主人生活方式的象征（symbols）或标志（icons）。

后现代的消费者购买物品，与其说是为了它们的物质性，不如说是为了它们能够表达自己希望被视为什么样的人。

一本工业设计的教科书中引用了博朗（Braun Electronic）业务主管 Godehard A. Günther的原话：“我们销售生活方式，不销售电器。”这本书还引用了LV的说法：“我们当然生产最高质量的旅行商品，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销售神话和梦想，以及一种特殊的旅行方式。奢华、独立和灵活的感觉是LV旅行箱主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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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专门为生活方式而设计，市场研究人员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最新趋势做出追踪。

除了近来有关“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和“现代唯物主义”（modern materialism）的讨论，我们已经在思考和设计中清除了人工制品的物质性。人类已经度过了“上帝之死”和“主体之死”，我们现在又面临“事物之死”了。

当然，试图赋予人工制品应有的地位，这种做法也有危险。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家对物质性的丧失表示哀叹，将其描述为一种异化形式（a form of alienation）。这些思想家把我们物质世界的变化理解为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丧失，理解为与事物“真正”是什么的日益疏远。

然而，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因为这些运动表明，希望人类能够接触到“现实本身”（reality itself）最终是毫无意义的。

人类与现实的接触依赖语境（context-dependent）。“现实”并非明确可及，更不用说能够作为一种规范发挥作用。

因此在我看来，物质哲学的挑战在于，它在过于保守的异化哲学和过于激进的、严格的语言学哲学之间游移。只有这样，事物才能以一种可以信赖的方式起死回生。必须找到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既不把它们还原为非事物性的元素，也不落入异化论的窠臼。

本研究旨在发展这种新的、关于技术或技术对象（technological objects）的思维方式，它们是当代技术文化中最独特的一类对象。“物的转向”（thingly turn）在技术哲学中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它忽视了人工制品的价值，对它所产生的技术标准图景造成了严重后果。

这幅图景由上述异化论主导，具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它意味着，技术是一种根本的变革力量，它使人类与自己、与彼此、与现实本身疏远。技术文化认为，人类转变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并将现实转变为只能通过支配和控制才能接近的原料（raw material）。

然而，上面这种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著作中的技术标准图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发展和使用特定技术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更细致的研究方法。不是说经典技术哲学完全过时了，这么说太草率。经典技术哲学提出的问题依然紧迫，问题在于它追求答案的方式。

本书前几章仔细分析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他们把技术人工制品还原为社会组织和权力意志等非技术要素，从而去接近技术。这种分析表明，不认真对待人工制品会让经典技术哲学误入歧途。

经典技术哲学提出的旧问题应该有一套新答案。这套新答案需公正对待我们文化技术中人工制品的具体存在。

我试图采用一些当代技术哲学家的概念和理论，包括唐·伊德（Don Ihde）、波哥曼（Albert Borgman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我将系统分析人类和技术对象之间的关系，讨论与当代工业设计的联系。工业设计不断推出产品，塑造日常生活。由此产生的“人工制品的哲学”旨在为这一过程提供更多的启示，并使技术哲学能够有效地转向实际的设计问题。

从“事物”或人工制品的角度研究技术的方法并不清晰。如前所述，经典技术哲学对技术人工制品在当代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思考。它倾向于从技术需要或预设的角度来研究技术。经典技术哲学培养的那种思维方式或社会生活原则原则规定了技术起作用的范围。

如果具体的技术进入了这些分析，那也只是作为技术的起源或预设的说明，而不是作为研究技术如何具体地塑造人类生活的出发点。

经典技术哲学因为这种方法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下面的内容中，我将试图说明，正是因为忽略了对具体技术制品的处理，才使它受到了这种批评。

经典技术哲学与经验技术哲学

经典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在当代文化中的作用感到悲观，担心技术最终会使人类与自己和现实疏远。他们担心，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思维方式会阻止人类将现实作为内在价值来对待，取而代之地，人类会把现实视为原料。

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技术组织中，人类不再是独特的个体，而只是维持大规模生产的、高度结构化的机器运转所需的功能性工人（functional workers）。这种悲观是对技术改变我们文化快速性（rapidity）和普遍性（pervasiveness）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技术发展和使用的经验，这种悲观论调已经靠不住了。在当代批评家眼中，经典技术哲学家的判断过于抽象和笼统——抽象是因为他们未能与具体的技术实践联系起来，笼统是因为他们用大写的“技术”这一笼统的术语来表述，没有为不同种类的技术描述留下空间。

在过去几十年间，研究科学技术的学者们用实证研究挑战了技术哲学。这些研究质疑把技术视为决定性异化力量的观点。

对具体技术应用的研究揭示出，技术在不同背景下具有不同影响。技术的所谓决定性似乎比经典的描述要弱。虽然技术确实强烈地塑造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形式和环境，但是以一种有别于传统观点的局部方式发生的。

例如，如果只是把微波炉作为一个“技术”的人工制品，那么我们对它到底能说多少呢？难道微波炉反映了技术逻辑的权力意志或社会生活的功能主义组织？

库克本（Cynthia Cockburn）和苏珊·阿姆罗德（Susan Ormrod）在他们的研究《性别与技术的形成》（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中详细分析了微波炉这项技术。与许多新技术一样，微波炉最初是一个“小玩意儿”，一个主要面向男性的高科技玩具。它在电子商店与录像机和立体声音响一起销售。一旦这个技术复杂的背景市场饱和，微波炉就完全转向，在市面上成为了普通的烹饪用具。微波炉不再是电子商店里的“男孩玩具”，而是成为了普通的家庭用品。微波炉的销售随后转移到了厨房电器商店，出现在冰箱和烤箱旁。

早年的微波炉（型号：Raytheon Radarange III，1958年左右）

这种转变离不开向女性推销微波炉的意识。这给微波炉的设计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操作一下子被大大简化了，因为妇女被认为不太懂技术，所以复杂的操作被带有图片的简单旋钮取代。为了加热一杯汤，不再需要遵循一系列关于如何控制电磁辐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复杂指令，人们只需要触摸小图片（“一杯汤”的按钮）。

因此，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了新的、性别化的身份。两种微波炉的功能相同，都是为了加快准备饭菜的速度，但一种微波炉将其使用者定义为技术上的能手，另一种则把使用者定义为技术上的生手。

微波炉具有这种性别刻板偏见的效果，与其说是由于它的物质性（materiality），倒不如说是由于它的意义（meaning）。最初的微波炉因其复杂性而成为技术先进性的象征，后来的微波炉则因其销售的地方技术含量低和设备本身操作简化而象征着“技术文盲”（technological illiteracy）。

微波炉是工作的物质对象，是一个快速而简单的食物加热器。微波炉似乎能够改变人类的饮食习惯。微波炉为一种特殊的食物提供了便利，这种冷冻的加工食物可以在短时间内为一个人“准备”一餐。微波炉在用户中推广这种饭菜，从而促进了饮食习惯的改变，人们更多吃独食了，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变少。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一个节目说明了这种情况。节目制作人要求一些家庭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在一起吃饭，这些家庭成员以前都是在自己的时间里单独吃饭，现在他们要打破这种习惯。有几个家庭似乎发现这个实验很难完成。例如，一位参与者的父亲亲口感谢奥普拉，说如果没有这个实验，他永远不会知道儿子想加入海军。显然，至少在一个家庭中，微波炉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加热食物。

技术的这些方面只有当技术从其具体的人工制品的角度来考虑时才能变得明显。当技术只被设想为来自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或现代社会生活的功能组织时，这些方面仍然不可见。微波炉就成了表达这种思维方式或需要这种特定功能主义的众多技术之一，而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似乎远不止这些。

对技术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关于技术在人类生存和人类经验中的作用的不同图景，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从哲学上理解技术的这种作用。技术的经验研究对技术哲学提出挑战，不仅要从技术的可能性条件，而且要从具体的人工制品的角度来理解技术。这不仅是经验问题，还是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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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耳浦斯的诱惑

在这本书中，我将概述另一种思维方式，即技术哲学的另一种思维方向来回应这一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技术哲学走的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方向。超验哲学在康德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

超验哲学的知识理论阐释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它试图把为了使知识成为可能而必须假定的一切都公之于众。以这种方式被揭示出来的预设不是经验上可观察的，而是“超验的”——也就是说，它们超越（或不能在）于经验现实中，但为了理解现实，还是必须预设。

马尔腾·库伦（Maarten Coolen）认为，经典技术哲学按照“超验哲学的风格”进行。尽管可以肯定的是，它所揭示的可能性条件在本质上、在“非经验”（nonempirical）的意义上并不是真正的“超验”。

经典技术哲学试图从技术的可能性条件，从使技术成为可能所必须的前提条件来理解技术。

这种方法产生了许多相关的见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技术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作用的理解。但是，如果只从可能性条件的角度来看待技术，我们对技术的描述就会被扭曲。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在谈论技术的可能性条件时，就像在谈论具体的技术本身一样，而超验的观点就会变成绝对化的超验主义。

每当技术完全被定义为它的前提条件时，画面的某些方面就会消失，而这些方面只能出现在一个更注重经验的方法中，该方法研究特定技术在特定背景下的角色。

经典技术哲学预先设定了它的分析方式，以至于它只能发现异化。它没有看到，技术预设了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或社会生活的功能取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体技术只能产生支配和功能主义。

因此，经典技术哲学遭遇了与希腊神话中俄耳浦斯（Orpheus）相同的命运。俄耳浦斯试图带领他心爱的欧律狄克（Eurydice）走出冥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回头看她。在最后一刻，在凡世的门槛上，俄耳浦斯不顾所有警告想看她一眼，却看到她永远地消失了。

技术哲学需要抵制这种向后看的“俄耳浦斯诱惑”。它必须相信，当技术离开超验领域，重新进入具体的物质世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它。

《俄耳浦斯把欧律狄克带出冥府》（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861）

经典哲学提出的主张既太抽象又太笼统，它是超验主义的泉眼流出的涓流。海德格尔将技术设想为一种思考和参与世界的支配性、控制性方式，并最终将技术视为一种“世界揭示”（world-disclosure）或“存在”（being）的特定方式。海德格尔开辟了理解技术的特殊视角，但这种视角并不足以充分分析具体的技术。

说技术源于某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毕竟它们的制造需要对现实进行某种操纵性干预），并不意味着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使用技术的唯一可允许的结果。

在与技术打交道时，发生的事情远远多于对客体的操纵。发送电子邮件的人毕竟没有把收件人当作“原料”，火车上的乘客也没有把路旁景观当作“原料”。收件人以何种方式出现在电子邮件的发送者面前，风景以何种方式出现在铁路乘客面前，这个问题正是技术的 “新风格”（new style）哲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新的哲学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向前的思考，从技术本身出发，探询它们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而不是去探询把它们还原为其可能性的条件，也不是把这些条件当作我们在谈论技术本身。

正如比利时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奥托瓦（Gilbert Hottois）所言，海德格尔所属的技术哲学的现象学传统是技术恐惧症。海德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科学和技术独特而根本的新特征。他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称为“技科学”（technoscience），并试图将它们塞进现有的概念框架中。

现象学传统——或者至少是以海德格尔为线索的技术哲学传统，将技科学设想为对现实的一种特殊解释，而忽视了它的操作性（operativity）。这使得技科学超越了阐释的领域。技科学不仅是对现实的阐释，它们在现实中起作用，甚至侵占现实。

如果我们只从阐释的角度来描述技术，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技术，因为这把技术降低到了象征的领域。不是说海德格尔的方法完全过时了。相反，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已经提请注意，技术有一个重要的层面，这个层面是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以及阐释、参与世界的方式。

这不会将技术简化为非技术的东西，而是用它在人类经验和实践中的具体存在和现实来描述它。这种方法着眼于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阐明这些关系的结构。借此，这种方法研究具体的技术。这样，技术哲学就有可能提出哲学问题，同时认真对待技术的实证研究。

走向一种技术人工制品哲学

在这本书中，我概述了“技术人工制品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的要素，并将其运用到工业设计问题上。然而，为了充分做到这一点，我首先指出这种“人工制品的转型”要解决技术哲学中的哪些问题。因此，在第一部分“超越事物的哲学”（Philosophy Beyond Things）的几章中，我致力于批判性地分析经典技术哲学如何探讨它的主题。

在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中，有第一个关于技术对人类存在影响的经典概念。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方法强调技术造成的大规模“大众统治”（mass rule），促进了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文化，并在一个全新的物质环境中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

在雅斯贝尔斯的阐释中，技术为人类与世界本身带来疏离。技术让“本真性”丧失了。他提出，为了克服这种疏离感，人类需要认识到，技术最终只是实现他们自己目标的一种中性手段。如果这样的话，与技术打交道将被视为人类存在的一项任务或挑战，而不是对它的破坏。

第二个经典的技术概念来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方法强调人类与世界的技术关系。海德格尔将技术理解为接近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一种支配和控制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现实只能作为“原料”出现，被人操纵。

在分析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观点时，我特别研究他们对异化的诊断与他们将技术“概念化”的方式之间的联系。这将不仅表明经典技术哲学是如何受制于俄耳浦斯式的或超验的“回头”思维的诱惑，而且还表明这样做的代价。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代表了技术哲学里现象学传统的两极——存在主义现象学，其核心问题是人类如何实现他们的存在，从而存在于他们的世界；阐释现象学，其研究现实被阐释的方式，从而阐释现实为人类存在。

但是，不仅现象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后代受到了抨击，现象学本身也受到了抨击，因为它的研究有时以浪漫、本质的方式进行。这些研究会遭人怀疑，认为现象学力图与“现实本身”进行“本真的”接触，以便站在科技产生的所谓疏离感的对立面。

然而，我将跟随唐·伊德的“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为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哲学提供一种绝佳的可能路径。这是现象学传统的最新发展。我认为这对于人工制品和物质性的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第三章中，我将阐述这种后现象学视角的要素，并说明它如何引出另一种技术的存在论和阐释学方法，从而将现象学从其问题的阐述中解放出来。

我将说明，后现象学能够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人工制品在人类实践和经验中的作用。它还能说明人类能够呈现给世界的方式，以及世界能够呈现给他们的方式。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从事物来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Things）中，我继续讨论唐·伊德、拉图尔、波哥曼等当代思想家的著作，通过批判性讨论来阐释这种“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

与经典技术哲学的超验主义相比，我将阐述一种技术文化的方法，也就是说，力图去理解技术人工制品在人类生存中的具体作用。

这种方法的核心概念是“中介”（mediation）。这个概念让我们摆脱了对技术的两种“常识性”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经常框住讨论。第一种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观点，即技术是实现人类目标的中性手段，无论是善还是恶；第二种是实质主义（substantivism）的观点，即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对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和控制性影响。

技术人工制品被视为“中介”，研究的是它们如何中介人类和世界之间、人类之间以及人类和技术本身之间的关系的——技术不再简单是“中性的”或“决定性的”。

一方面，中介的概念有助于表明，技术积极地塑造了人类世界关系的特征。人类与现实的接触总是被中介的，而技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中介形式。另一方面，任何特定的中介只能在特定的使用和阐释语境下产生。技术本身并不能控制中介的过程，因为中介的形式总是依赖语境，否则我们就会回到技术决定论的观点。

回到微波炉的例子。微波炉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改变人类的饮食习惯。第一，当冷冻食品和其他容易重新加热的食物出现时，它才能；第二，当人类预先准备好采用这些东西作为用新鲜食材的替代品时，它才能。在这两个条件下，微波炉确实塑造了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它们，这个环境就会大不相同。

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叫“事物的哲学“（Philosophy For Things）。我会在这个这个部分把”事物的哲学“带入工业设计领域。从人工制品的角度来看待技术，使得这种联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技术的哲学因此变得与技术实践直接相关。

工业设计师生产的人工制品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了一种中介作用，而技术人工制品的哲学可以帮助明确地预测中介的形式。为了给工业设计中的这种反作用留出空间，我将使用后现象学的观点来发展一套全面的框架，以理解美学在设计中的作用。

我在开头提到，当代对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推崇让我们反思产品的中介作用。它们塑造了人类和他们的世界之间的感觉接触。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将研究工业设计中“材料美学”（material aesthetics）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我将研究Dutch Industrial Designers' Association的作品Eternally Yours。设计师专注于延长产品的“心理寿命”，进而减少污染。

大多数产品在损坏或过时之前就被扔掉了，因为品味和时尚在变化。Eternally Yours的设计师试图邀请人们对产品建立情感，来避免产品过早进入垃圾场——“关爱物品”（Ezio Manzini），让物品“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变老”。因此，我们要打破我们隐含的文化假设，即人工制品只有有限的寿命和工具性价值。为了激发这种依恋，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人类和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后现象学视角恰恰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胡塞尔（Edmund Husserl）用为现象学提供了一个口号：“为了事物本身！”在这本书中，我真切地听从了他的呼吁。对现象学而言，技术哲学和工业设计同样适用——为了事物本身！